（一）假离婚案件中身份行为的效力
1.法律依据角度
根据《民法典》第1076条、第1078条、第1080条的规定，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同时存在三个条件，由于离婚协议以及离婚登记均具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因此对这两个条件的认定不会产生争议，认定的关键便在于对“自愿”的理解，即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2.意思表示角度
在身份行为中，尽管背后存在不同的利益动机驱使，但其最终追求的法律效果是离婚登记生效，婚姻关系解除，当事人在作出这一行为的过程中，明确认识到并且积极追求这种效果的产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进行假离婚的目的，因此在身份行为中，并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虚假意思表示，自然没有总则编第146条的适用余地，而是符合婚姻家庭编对于“自愿”条件的规定，产生婚姻关系解除的效果。
3.利益衡量角度
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进行反面论证，如果认为身份行为无效的话，存在两点问题，第一点是结合动机去审查无疑加大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会导致审理结果的不稳定性。第二点是难以维持登记的公信力进而无法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认为身份行为有效，不会过于危及当事人的私人利益，首先婚姻关系解除的结果恰恰是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是离婚自由的一种体现，不会危及到意思自治的保护。其次法律上也给与了复婚办法进行救济并且没有施加强制性干预从而来保护身份关系上的私人利益，也维护了当事人的结婚自由。因此认定身份行为有效能达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衡平，符合个人兼社会本位的理念要求。
综上所述，在假离婚案件中身份行为有效，而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中予以初步明确：“夫妻登记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为由请求确认离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假离婚案件中财产行为的效力
即使是在离婚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双方的财产处理行为本质也是法律行为，且相比于身份行为，财产行为因具有财产经济性质，其适用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不应存在障碍。
1.法律依据角度
根据《民法典》第464条[4]，通过设立参照适用条款的方式，将合同法的规则适用引入离婚协议的财产部分适用之中。同时根据总则编是分则编规定的提取公因式的原理以及《民法典》第508条的合同效力援引规定[5]，财产行为应适用《民法典》第146条[6]的规定。
此外，要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0条中“等”进行解释。第一种解释思路为，欺诈胁迫与虚假意思表示同属于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属于同种类型，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可以直接适用该条文。第二种解释思路为，欺诈胁迫与虚假意思表示分属于意思表示不自由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属于不同种类型，不能根据同类解释规则进行适用，但由于民法不禁止类推，在法官确实需要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相关规定进行找法裁判但又没有对通谋虚伪离婚行为的规定时，便可以根据虚假意思表示与欺诈胁迫同属于意思表示瑕疵的相似性类推适用该条款。综上不管从哪种解释思路出发，财产行为的效力存在直接适用该条规定的空间。
2.意思表示角度
首先对意思表示真正进行界定。假离婚情形下，当事人往往并不认可在随意且紧急的情况下对自己发生相应财产分割的法律效果，对财产的不公分割并不是明知且积极追求的，因此属于虚假意思表示。
进而考虑折中主义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即在不影响第三人利益和未侵犯公益的情形下，采取意思主义，保护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涉及第三人利益保护的情形下，要考虑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此时根据虚假意思表示所认定的财产行为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利益衡量角度
在以个人本位为主导的个人兼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引之下，在不侵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时，要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尊重其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此时假离婚中的财产行为被认定为通谋虚伪行为而无效。同时，政策的实施效果不能作为忽视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理由。因为此种过于抽象的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导致个人利益的让位。
综上所述，假离婚财产行为的效力具有对内与对外的差异性。对内，假离婚财产行为因存在双方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或者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0条而可撤销。当同时满足财产行为无效与可撤销情形时，建议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效力主张；但对于期限届满致撤销权消灭情形的，可用“通谋虚假离婚无效”进行兜底权利救济。对外，上述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关于财产行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中也予以初步明确。对内效力规定：“一方有证据证明双方意思表示虚假，请求确认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及债务处理条款无效,并主张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与前述得出的结论不同，最高法此处仅明确了主张无效的一种救济方式，但由于即使是在离婚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双方的财产行为本质上也是具有财产经济性质的法律行为，应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财产行为的效力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无论是在选择效力主张的救济方式方面还是尊重真实意思表示方面都是同样的。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在虚假意思表示的举证难度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之间权衡利弊，自主选择主张无效还是可撤销来进行权利救济。除此之外，即使司法解释仅明确了无效这一种情形，但法院在裁判案件时也不应仅单独依据这一条而放弃类推适用可撤销条款的可能，从而放弃当事人在举证虚假意思表示不能时的其他救济空间，如此无利于保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外效力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及债务处理条款存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情形，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款明确赋予了债权人在债务人夫妻通谋假离婚时，有关财产及债务处理条款损害其债权实现时的“撤销权”。也支持了本文一直主张的观点，便是假离婚中的财产行为不因其婚姻的背景而丧失其财产经济性质，其适用民事法律行为和合同的效力规定不应存在与身份行为同样的障碍。相应地，债权人撤销权与假离婚当事人无效主张的行使竞合的情形也应与一般效力竞合情形处理方式一致。